
换句话说,与其担心是否“国进民退”,或者将争论聚焦于此、甚至扩大至更带意识形态的层面,不如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更好厘清国企民企各自的职责、如何切实解决民企的困境上。毕竟,民企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已经是常识,不必赘言。定位经济潮涨潮落,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市场规律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民企压力感受会更直观。从定位来说,国企是基础性、方向性、战略性行业居多,民企则更多是面向出口、消费的竞争性领域,因此压力更大。上下游行业生存状态差异,原因就在此。
信贷数据能反映央行逆周期调节的考量虽然近些年直接融资的占比有所提升,但中国直接融资份额依旧较小,间接融资依旧是我国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根据存量法进行计算,2018年底,直接融资(债券+股票)占社会融资余额的比例仅为13.1%,而贷款余额占比高达66.8%。在我国,银行贷款的信用派生仍然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国家通过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可以调控的范围更大,社融和信贷数据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央行逆周期调节的考量,社融和信贷数据也将大概率领先于经济见底。
小贴士:2015年11月17日,国足在旺角大球场同中国香港战成0:0,进球遭遇误判,晋级12强赛仅存极小的理论可能,主帅佩兰下课,媒体冠之以“旺角黑夜”的嗟叹。“旺角黑夜”当晚,怀着“军士阵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惆怅,笔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据公开数据,房地产全面市场化以来,银行贷款四分之一流向房地产,基本是长期现象。我有个朴素的认识是,银行贷款就这么多,房地产吸纳多了,其他领域就少了。如今,中央要求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机构要加强实体经济的服务,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钱从哪里来?至少房地产这个吸金大鳄可以挤一挤。
另一方面,为建设福利社会,每年庞大的福利开支成为英国财政的又一重担。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1-1970年的平均每年97.07%降到1971-1976年的83.5%,英国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其中,英国的福利支出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970年达到59.93%,1976年增加到63.25%。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不得不增加国债发行额并扩大货币供应量,结果导致物价不断上涨。
第三,全球各国都在大力减税,中国政府也一再要求减税,国家税务总局这么多年来也为这个目标千辛万苦努力中。这次突然倒行逆施,加税甚至追缴历史“欠税”,也许有很多民间不知晓的其他背景和信息。但毕竟需要从容实施,保持业界对权威话语的信任和合理预期为好。避免为渊驱鱼,让一大批过去为中国经济崛起和高科技实业企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投资基金退出国内市场,跑到大洋彼岸效力,有些可惜了。